驳《复仇议》

臣从记载上看到天后在位的时候，在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吏赵师韫杀害，他最后能够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然后自缚其身，投案认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将他处死，而后在他家乡予以表彰，并且请求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用以防止暴乱。如果说不许杀人行凶，凡是做儿子的不应复仇而复仇的，要处以死刑而不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暴乱，如果说不许杀人行凶，那么凡是做官的，杀害了无辜的人，也是要处以死刑而不能赦免的。礼与刑的本质相同，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有不同。因此，表彰和诛杀是不能够同时并行的。杀掉应当表彰的人，这就叫滥杀，这是太过滥用刑法的表现；表彰那应该杀掉的人，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规范的。如果真的以这种做法来示范天下，并将其传给后代子孙，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会迷失方向，避免祸患的人就会不知道怎样立身处世了，用这个建议来做为国家的法典，行吗？

大凡圣人的原则，是彻底弄清事理以决定赏罚，根据情由来正确地加以褒贬，无非是把礼和刑结合在一起而已。假使调查、审定了这个案件的真假，考察、辨明了它的是非，研究了案子的发端并探求了它的起因，那么刑与礼的运用，就能明确地加以区别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并没有违法犯罪，赵师韫对他的诛杀，就只是因为个人的仇怨，仗着他做官的蛮横气焰，暴虐地对待无辜的人。州里的长官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都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然而徐元庆能够认为容忍杀父的仇人是奇耻大辱，以为身带武器时刻准备报仇是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地想要刺穿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地克制自己，即使丧命也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而实行义啊。执政的官员对此应该感到惭愧，向徐元庆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去处死他呢？

或者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杀了他，并不违背法律。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法律啊。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天子的法令，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抓起来处死他，正是以此来明正国法的行为，又怎么能去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中说：“人必定会有儿子，儿子也必定有父母，如果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的状况谁来解救呢？”这是太不明礼了。礼所说的“仇”，指的是蒙冤受屈，悲痛呼号而无处申诉的情况啊，并不是指触犯法律之后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现在却说：“他杀了人，我就得杀死他。”这只是不评判是非曲直，欺负胁迫孤单力弱的人罢了。这种论调违反经典、背离圣人之训不是很严重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的职务就是负责调解人们之间的怨仇。凡是杀人而符合义的，规定死者的亲属不许报仇，报仇者要判处死刑。有为报复而杀人的，全国的人都仇视他！”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现象呢？《春秋·公羊传》上说：“父亲罪不当死而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按罪当死，儿子报仇，这是会引起不断地互相仇杀的行为，这种复仇不能免除彼此仇杀下去的祸害。”现在如果能采取上述原则来判定赵师韫、徐元庆双方的仇杀，就合乎礼了。况且不忘父仇，这是孝；不吝惜性命，这是义。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规范，尽了孝道并为义而死，他一定是个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理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他会把王法作为仇视的对象吗？可是评议这件事的人反而主张把他处死，这是亵渎刑法、破坏礼义的意见，它不能列为国家法典，是十分清楚的了。

请求把我的意见附于律令之后颁发下去。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应当按照从前的意见去处理。谨对此发表上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