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去年秋天有人回来，承蒙您赐给书信并为先祖父撰写了墓碑铭文，我反复地观看诵读，感动与惭愧一并生出。 墓志铭所以著称于世，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近，但也有与史传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史传对于善事恶事无不记录，而墓志铭，大概是古人中那些有美好的功德、才能、操行、志向和气节的人，怕后人对此不能知晓，于是一定要作铭文来彰明于世。他们或者将墓志铭供奉在庙堂之中，或者将它存于坟墓之内，其用意都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人是邪恶的，那又有什么值得铭记的呢？这就是墓志铭与史传的区别。 墓志铭的撰写，是为了让死者没有遗憾，让生者得以表达敬意。有善行的人喜欢让自己的事迹流传后世，于是就勇于作为；坏人没有什么可以载入铭文的，因此就会因为惭愧而惧怕。至于那些无所不通、见识广博的忠贞英烈之士，他们美好的言谈和光辉的事迹都会在墓志铭中有所显现，足以为后人所效法。警醒劝诫的作用，不与史书相近，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道衰微的时候，人们的子孙变得只想要颂扬自己的亲人而不遵循作墓志铭的原则。所以虽然是坏人，也都醉心于刻下铭文向后世夸耀。而撰写铭文的人，没有拒绝...

赵郡的苏轼，是与我同年进士及第的好友。他从蜀地写信给在京师的我，信中称赞蜀地的士人黎生和安生。不久黎生携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携带着他的文章几千字，屈尊来访。读他们的文章，确实觉得气势宏大俊伟，行文善于纵横驰骋，深究事理。在文章中，他们恣意挥洒才学，显露出深厚的功底。这两个人真称得上是不同寻常的杰出人士，而苏君也真可以说是善于知人啊！ 前不久，黎生去补江陵府司法参军的缺。临行的时候，请我送他几句话以为赠别。我说：“我知道你，是从心里懂你，还用得着以语言表达出来吗？”黎生说：“我和安生对道德文章的学习，常常被乡里的人讥笑为迂阔。今天想求您几句话，去解除乡里人对我们的误解。”我听了，自己想想，不由得笑了。 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甚呢？只知道信服古人的言论，而不知道迎合世道；只知道以圣贤之道作为自己的志向所在，而不知道合于流俗。这就是我所以困顿至今还不自知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能比我更甚呢？如今黎生的迂阔，只是文章不合于流俗，这只是迂阔中的小迂罢了，然而还担心被乡里的人讥笑。像我这样的迂阔，就是大迂了。如果让黎生带了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