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时候，他们爱护人民是何等之深，为人民忧虑又是何等之切，用君子长者的道德来对待天下。发现一点善行，就及时地奖励，并且及时地歌颂、赞美这样的善行，为的是用这种办法使人们开始乐于行善，并且勉励他们要坚持到底；发现了一点错误，就及时地处罚，又及时地怜惜同情有过之人，为的是帮助他改过自新。所以嗟叹赞许的声音，欢乐悲伤的情绪，在虞、夏、商、周的书上都能见到。成王和康王死后，穆王即位，周朝的道统开始衰败，但是穆王还吩咐他的臣子吕侯，告诉他要慎用刑罚。穆王的话忧虑却不悲伤，威严而无怒气，慈爱并且果断，流露出同情无罪者、为他们感到难过的情感。所以孔子对穆王还有所肯定。 《书》上说：“赏赐与否难以确定时就奖赏，这是为了推广恩德；惩罚与否难以确定时就不加惩罚，这是为了慎用刑罚。”尧的时候，皋陶做狱官，准备处决一个罪犯。皋陶多次下令说杀，尧却多次下令赦免。所以天下人都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欢尧的用刑宽仁。四方的诸侯说：“鲧是可用之人。”尧说：“不行，鲧违抗命令，败坏了同族的人。”后来又说：“试试他吧。”为何尧不...

汉高祖用陈平的计策，离间楚国君臣，使他们相互疏远。项羽怀疑范增与汉私通，就逐渐削减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的事已经基本定局了，以后君王您自己处理吧，希望您开恩把这把老骨头赐给我，让我回乡去吧。”可是他还没有回到彭城，就背上生毒疮死了。苏轼说：“范增走得很对呀。如果不走，项羽必定会杀掉他。只是遗憾他没有早些走掉。” 那么，应该借什么事离开呢？范增曾劝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听，最终因此而失掉了天下。那么范增应当在这个时候离开吗？回答说：“不是的。”范增想要杀掉刘邦，这才是做臣子的本分使然。项羽不同意杀刘邦，也还是有君主的度量的。范增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而离去呢？《易经》上说：“能知道事情的微小征兆，难道不是神明吗？”《诗经》上说：“看那雨雪将降的情景，先凝聚起来的是微小的雪珠。”范增应该在项羽杀宋义的时候离开。陈胜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是因为以受人尊敬的项燕和扶苏的名义来号召起义的。项羽的兴起，是因为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义帝；而后诸侯反叛他，是因为他杀了义帝。况且立义帝，范增是主谋，义帝的存亡，岂止是关系到楚国的盛衰，它与范增的祸福也是联系在...

古代被称为豪杰的人，一定有超过常人的气度节操，能承受一般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的事。一个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要拔剑而起，挺身相斗，这些是不足以称为有大勇的。天下那些有大勇的人士，突然遇到意外而不惊慌，无故受到侮辱而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所怀的抱负很大，所怀的志向高远的缘故呀！ 当年张良从那位坐在桥上的老人手里接过书，这件事想来很是奇怪，然而又怎么知道这不是秦朝的某位隐居的贤人来故意试探张良呢？看那老人隐约表示的心意，都是圣贤们相互警惕戒备的道理，而世人却不明白，以为桥上老人是鬼怪。这已经是错误的了。而且老人的真实用意也并不在授书上。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强大的时候，用刀、锯、鼎、镬来迫害天下的士人，那些安分守己而无故被杀的人，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办法施展他们的本领。执法过于严厉的国家，它的锋芒不可触犯，而形势也还没有可乘之机。但张良忍不住愤怒的情绪，凭借着匹夫之勇，在一次对秦始皇的伏击中逞能冒险。当时，张良虽然没有被杀死，但也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了，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啊。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轻易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

人要有才并不难，难的是怎样使自己的才能得以运用。可惜呀！贾谊虽然能辅佐帝王，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才能啊！ 君子如果想要达到长远的目标，就必须有所等待；想要成就大的事业，就必须有所忍耐。古时候的贤人，都怀有可以建功立业的才能，而终于不能施展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了贾谊的论文，像他所想要创建的太平盛世，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又怎能超过？他遇到了像汉文帝一样贤德的君主，但还是因为不被重用郁郁而终，那岂不是意味着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他就注定会终生无所作为吗？孔子是位圣人，曾游历天下，想要试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不是过于无道的国家，都想勉强去扶持，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的主张。他想要前往楚国的时候，先派冉有前去申明自己的想法主张，又派子夏前去重新申明，君子想要得到他的君主，竟然是如此的殷切勤恳啊！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曾经在边境上的昼邑住了三个晚上才离开，还说：“齐王也许还会召见我。”君子不忍离弃他的君主，是如此的感情深厚。公孙丑问：“先生为什么不愉快啊？”孟子说：“当今天...

天下的祸患，最难于解决的，是表面上国家大治、清平无事，而实际上却有难以预料的隐患。如果坐视祸患的发展演变而无所作为，那就可能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如果强行加以解决，那么天下的人就会由于习惯过太平生活而不相信我的主张。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为了天下的大治冒大风险，以求成就大的功业。这绝不是在短时间内勉强行事，只想着谋求声名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的时候，无缘无故发起大的事端，我能发起，我也能收拾，然后才能对天下人有话说。如果事到临头，却想有条不紊地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灾祸必定就会集中到自己的身上。 从前晁错为了汉朝竭尽忠心，谋划着要削弱殽山以东各诸侯的势力。殽山以东的诸侯们闻风皆起，借着诛杀晁错的名义发动叛乱。而天子却不加明察，用杀掉晁错的办法来向诸侯们交待。天下人都为晁错忠诚侍奉君主却被诛杀感到悲痛，不知道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地方。 古代成大事的人，不只是具有超出世人的才能，还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决心。当年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将洪水引入大海。当他大功尚未告成之时，应该也有大水冲毁堤坝的...

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鸮》的时候，读《尚书》读到《君奭》的时候，常常暗自伤感周公的不被人了解。等到看《史记》的时候，脑海中又出现了孔子困厄于陈国、蔡国之间，却还继续弹琴、歌唱，与颜回、仲由这些学生互相问答的场面。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要在旷野上奔波！’我的主张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呢？”颜回说：“先生的主张是至大之道，所以天下容不下啊。虽然如此，容不下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正因为容不下，而后才能看出你是君子啊。”孔子温和地笑着说：“颜回，如果你有很多财产，我替你管账。”天下不能容纳，而孔子和他的徒弟却能自感满足、相处快乐到如此地步。于是现在我知道周公的富贵也有比不上孔子贫贱的地方啊。像召公这样的贤人，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属，都不能知晓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又能同谁一起享受他的富贵呢？而与孔子同守贫贱的，都是天下的贤才，所以单凭这一点也就足够快乐的了。 我七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知道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个欧阳公，他的为人像古时候的孟子、韩愈一样；还有一位梅公，他与欧阳公交游，和他上下古今地展开议论。后来自己日益长大...

这座亭子以雨命名，是为了记载一件喜事。古人逢到喜事，便要在器物上铭刻下来，以示不忘。周公得禾，便以《嘉禾》作他的书名；汉武帝得鼎，便以元鼎作他的年号；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侨如，便以“侨如”作自己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虽然大小不同，但是表示永不忘记的用意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建造官舍。在厅堂北面筑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了一口池塘，引来了水，种上了树，作为休息的地方。这年春天，岐山南面的下起了麦雨，占卜后认为是丰年之兆。接着又整月不下雨，人们开始为此而忧虑。过了三月，四月的乙卯日下起了雨，隔了九天的甲子日又下了雨，可是人们还是觉得不够。丁卯那天下起了大雨，三天三夜才停止。官吏在厅堂上相互庆贺，商人在市场上相互唱和，农人在田头欢舞，忧虑的人变得高兴，患病的人转为康复，而我的亭子也在这个时候建成了。 于是我在亭上摆开酒宴，向客人劝酒并告诉他们说：“如果五天不下雨，行么？你们一定说：‘五天不下雨，麦子就长不成了。’要是十天都不下雨呢？你们一定会说：‘十天不下雨，稻子就长不成了。’无麦无稻，就会产生连年的饥荒，诉讼就会日益增多，...

城邑建在终南山下，好像起居饮食都不能与山分离。四方的山，没有高于终南山的，而周围的城邑，也没有比扶风更靠近终南山的了。凭借离山位置最近的优势而从视觉上求得最高的山势，这是必然能够得到的。但太守居于此地，却还不知道有高山。这虽说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但也有情理上说不过去的地方，这就是建造凌虚台的原因。 在凌虚台还没有修筑之前，太守陈公，曾经拄着拐杖，悠闲地走在那里。看见高于林木之上的山峰，重重叠叠的，好像人们只是在它的墙外行走而只看见了它的发髻，陈公说：“这后面一定有奇异的景致。”于是派遣工匠在树林的前面挖了一个方池，用挖出来的土筑成高台。台子筑到高出屋檐的时候便停止了。而后有人到了台上，恍惚间不知道是因为台高，而以为那些山峦是突然间冒出来的。陈公说：“就叫它凌虚台吧。”并且将他的意思告诉了他的佐吏苏轼，请他写一篇文章来记叙。 苏轼答复陈公说：“事物的兴废成毁，是不能够预知的。从前这里是荒草野田，为霜露所覆盖遮蔽，狐狸、毒蛇在这里出没潜行；那时候，怎能知道这里会筑起凌虚台呢？兴废成毁的变化，循环无穷，于是这高台日后是否又会变...

大凡事物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只要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乐趣，不一定非要奇怪、伟丽的东西不可。食酒糟、饮淡酒，都能醉人；瓜果蔬菜，都能让人吃饱。以此类推，我在哪里寻不到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寻求幸福，躲避灾祸，是因为幸福让人欣喜，灾祸让人悲哀。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而事物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却是有限的。如果心中总存在着美与丑的斗争，眼前总存在着取与舍的抉择，那么能够有的快乐常常是很少的，而忧愁悲伤的事常常是很多的。这就是所谓的追求祸患而告别幸福。追求祸患和告别幸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外物对人有所蒙蔽啊！那些人是活在事物的里面，而没有活在它们的外面。事物并没有大小的分别，但如果在它的内部看它，没有不觉得它是又高又大的。它倚仗着它的高大来俯视我，那我就会常常昏乱反复，如同从缝隙中观看别人打斗，又怎能知道决定胜负的因素在哪里？所以美好和丑恶交替产生，忧愁和快乐也就出现了。这不是让人非常悲哀的事情吗？ 我从钱塘调任密州知州以后，放弃了乘舟船的安逸，而忍受车马的奔波劳苦；辞别了华丽的厅堂，却栖身于简陋的房屋；离开了湖光山色的美...

熙宁十年秋，彭城发了大水。云龙山人张君的草堂，被水淹到了房门的一半。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大水落去，山人迁到了故居的东边，东山的脚下。登高远望，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于是在那里修建起一座亭子。彭城那里的山，山冈、山岭四面合抱，隐隐约约的像个大圆圈，惟独缺了西边的一面，而山人的亭子，正好在那个缺口之上。春夏之交，这里草木繁茂，与天相接；秋月落白、冬雪覆盖之下，地方千里变成浑然一色。风起雨落、明暗交替之间，景物瞬息万变。山人有两只鹤，驯服而且善于飞翔，早晨的时候向着西山的缺口将它们放飞，任凭它们自由往来，它们或者站在水边田里，或者飞翔在云气之上，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朝着东山飞回来，因此，这座亭子被命名为“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常带着宾客随从前往拜望山人，在放鹤亭上饮酒取乐。他常常酌酒给山人并告诉他说：“你知道隐居的快乐吗？即使是面南背北的君位，也是不会拿去交换的。《易经》上说：‘鹤在隐蔽幽深的地方鸣叫，小鹤就会随声应和。’《诗经》上说：‘鹤在沼泽的深处鸣叫，它的叫声能传到九天之上。’大概是鹤这种动物性情清高而又散漫悠闲，很是超然于尘世之外，所以...

《水经》上说：“彭蠡湖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是石钟山下临深潭，每当微风吹动波浪，那波浪冲击着山石，于是发出像洪钟一样的声响。这种说法，人们常常有所怀疑。现在将钟、罄放在水中，即使大风浪也不能使他们鸣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朝，李渤开始寻访郦道元所记述的石钟山的遗址，在深潭之上得到了两块石头，将两块石头相叩击，然后侧耳聆听，只觉得南边的声音模糊不清，北边的声音清脆悠扬。停止叩击后，还是余音袅袅，许久才消失。李渤自以为解得了石钟之说的奥秘所在。但是他的这种说法，我还是有所怀疑。能够发出铿然之声的石头，比比皆是，但是只有此地以钟为名，这是为什么？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这一天，我从齐安乘舟到临汝去，而大儿子苏迈将要到饶州德兴县去任县尉。我送他送到了湖口，因而得以看到了所谓的石钟山。临近庙里的僧人让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选择了一两块，互相叩击，发出了硿硿的响声。我当然是觉得可笑，并不相信这就是石钟山名字的由来。到了那天夜里，月光明亮，我只带了迈儿乘着小舟来到绝壁之下。那巨大的石壁耸立在水边，高达千尺，如同猛兽奇鬼一样，阴森森的好像要向人扑来...

一个普通人能够成为百代的师表，说出一句话便能成为天下的规范，这都是因为他们有与天地化育万物相等同，与国家盛衰命运相关联的地方。他们的降生是有由来的，他们即使死去也会有所作为。所以申伯、吕侯是山神降世，傅说死后化成了天上的星宿。这些古今的传说，不能说是虚论妄谈啊！ 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的浩然正气。”这种正气，是寄托在寻常的事物当中，而充满了天地之间的。突然与之相遇，则王公大臣显不出他们的尊贵，晋、楚这样的国家显不出它们的富庶，张良、陈平这样的谋士显不出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这样的勇者显不出他们的勇猛，张仪、苏秦这样的辩才显不出他们的雄辩。是什么使这种正气能够如此呢？它必定是有不依靠形体而自立，不依靠勇力而运行，不因为生而存在，不因为死而灭亡的东西。所以它在天上是星辰，在地上是山河，在冥界是鬼神，在世间就又化而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 自东汉以来，儒道丧失，文风衰颓，各种异端邪说竞相而起。虽然经过了唐朝贞观、开元的盛世，又加上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的辅助治理，还是不能挽救过来。惟独韩文公出身于平民，谈笑间一...

臣等以粗浅鄙陋的才学，担任侍读和侍讲之职。陛下的圣明乃是上天所赋予的，学问每天都有所进步。臣等才学有限而圣人的道德学问却是无穷无尽的，心里想说但语言却不能表达明白。臣等因此而自觉惭愧，不知道如何是好。私下里想着人臣向君王进谏忠言，就好像医生用药，药虽然是经过医生的手而进献上来的，而药方却多是古人所传。若是药方的功效已为世人所承认，那就不必全都再由医生自己来研配了。 我们觉得唐朝的宰相陆贽，论才能他本就应该成为辅佐君王的人，论学问他可以成为皇帝的老师。他的言论中透露着对于事情的深刻见解，他的话语总是带着对于道德的精辟论述，他的智慧如同张良而文才却要超过他，他的雄辩如同贾谊而所提的主张却不像他那样空疏难行。对上，他能纠正君王思想中的错误；对下，他能知晓天下人的心愿。但他也很不幸运，仕途上总没能碰上好的时运。唐德宗以苛刻为能事，而陆贽劝他要忠厚；德宗以猜忌作为统御之术，而陆贽劝他要推广诚信；德宗崇尚武力，而陆贽认为减少战争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德宗喜欢聚敛财物，而陆贽认为散财于民才是当务之急。至于用人纳谏的方法，治理边事、统御将领的方略，以及凡事...

壬戌年的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和客人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徐地吹来，水面上没有波浪。举起酒杯，邀客人同饮，吟诵起《明月》诗篇的“窈窕”一章。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徘徊在斗宿、牛宿之间，白濛濛的雾气笼罩着江面，波光闪动的水面遥接着天边。我们任凭小舟自由漂流，游走在浩淼无垠的江面上。江水浩瀚啊，船儿像凌空驾风而行，而不知道将停留在什么地方；人儿飘飘啊，像独自站在了尘世之外，要生出翅膀飞升成仙。 这时候，喝着酒，心中更加的快乐，便敲着船舷唱起歌来。歌词说：“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拍击着清澈明亮的江水啊，在月光浮动的江面上逆水行走。我的情思悠远深沉啊，心中思念的美人，却在遥远的地方。”客人中有会吹洞箫的，随着歌声吹奏起来，那箫声呜咽，像在埋怨，像在思慕，像在抽泣，像在倾诉。一曲奏完，余音悠长，像轻丝一样不能断绝。深渊里潜藏的蛟龙为之起舞，孤舟中的悲凉的寡妇为之哭泣。 我不禁黯然神伤，于是整理好衣襟，端坐起来，问客人说：“为什么奏出这样悲凉的音乐呢？”客人回答说：“‘月光明亮，星儿稀少，乌鹊向南飞去。’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句吗？从这里...

这一年的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走来，准备回到临皋去。有两位客人跟从着我，经过黄泥坂。这时，霜露已经降下，树叶完全脱落了，我看见了地上的人影，于是抬起头来，看到了一轮明月已经赫然挂在天上。我和客人们相视而笑，便一边走一边唱和着。过了一会儿，我不禁叹息说：“有客没有酒，有酒没有菜，月儿这么亮，风儿这么清，叫我们如何消受这美好的夜晚呢？”一位客人说：“今天黄昏的时候，我网到了一条鱼，大大的嘴巴，小小的鳞片，样子很像是松江鲈鱼。可是到哪里去弄到酒呢？”我回到家后去与妻子商议。妻子说：“我有一斗酒，保存好久了，就是用以应付你临时的需要的。” 于是带了酒和鱼，又去赤壁下面游赏。江里的流水发出声响，江岸上的峭壁高达千尺。山峰高耸，月亮显得很小；江水落去，江石显露了出来。这才过了多少时日啊，而这江与山的面貌却变了很多，都让人认不出了。我于是撩起衣襟，舍舟上岸，走在险峻的山路之上，拨开杂乱的野草；一会儿坐在形如虎豹的山石上，一会儿又爬上状如虬龙的古树，攀到高高的鹘鸟栖宿的窝，低头看水神冯夷的宫府。那两位客人竟不能跟上来。我放声长啸，啸声划过长空，草木为之震动...

天道是一定的吗？可是贤德的人不一定显贵，仁善的人不一定长寿。天道不是一定的吗？可仁善的人却必然后继有人。这两种说法取哪种才算恰当呢？ 我听申包胥说：“人要是下了决心就能打破天道，天道要是确定了也能胜过人为的努力。”世上谈论天道的人，不等天道落定便去要求它的灵验，所以认为天道茫茫，难于预测。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放肆。像从前盗跖的长寿，孔子、颜回的困厄，这都是天道尚未落定啊。松柏生在山林当中，开始的时候，它们困厄在蓬蒿野草当中，遭到牛羊的踢踏蹂躏；可是到了最后，它们能四季常青，经历千年而青翠如初，这就是因为天道已然落定。善恶的报应，将会一直延续到子孙后代，由此看来天道的落定是一件长久的事情。我以所见所闻来考察其中的规律，发现天道落定的必然之势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一个国家将要兴起，就一定有德惠遍施于世人的大臣尽力贡献而不求报答，然后他的子孙才能与恪守成法、保有太平盛世的君主一同享受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达于后汉、后周的时候，曾经接连侍奉过太祖、太宗两位皇帝，能文能武，亦孝亦忠，天下人都盼望他能担任宰相之...

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者。他年轻的时候仰慕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的游侠都尊崇他。他稍微长大些以后，改变了志趣而去读书，想要以此来驰骋当世，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这个理想。到了晚年他就在光州、黄州之间一个叫亭的地方避世隐居，住在草庐里，吃些蔬菜素食，不与世人往来。他抛弃了车马，毁掉了书生的衣帽，徒步往来于山间。山里的人没有与他相识的，只是看到他戴的帽子又方又高，说：“这不是古代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模样吗？”于是就叫他“方山子”。 我谪居在黄州，有一次路过亭，正好碰到了他。我说：“哎呀，这不是我的老朋友陈慥季常吗，怎么会在此地居住呢？”方山子也非常惊讶地问我为何到了这里，我告诉了他原因。他开始是低着头不说话，而后又仰面而笑，招呼我到他家里去住宿。我到了他家，看见他家中四壁空空如也，而妻子儿女、奴仆婢妾都显露出悠然自得的神情。 我感到十分的诧异。自己想着方山子少年的时候，喜欢喝酒舞剑，挥金如土的情景。十九年前，我在山，看到方山子带着两个骑着马的随从，挟着两支箭，在西山游猎。忽然看到有鸟鹊从前面飞起，他叫随从追上去射下，但没有射中。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