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唐宪宗笃信佛教，当时佛教的发展已成泛滥趋势，社会中成了一批拥有田产、兼并土地，剥削农民的僧侣地主阶层。韩愈是传统的士大夫，坚持儒家道统，反对宪宗佞佛。本篇是韩愈论述社会政治伦理的代表作。文中力排佛、道，阐述佛、道盛行给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强调二教对君主制度下的社会结构、秩序带来的冲击，推崇儒家的仁义道德，强调儒学在维系社会安定，务实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
韩愈古代散文编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其郡望在昌黎，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其后任节度推官、监察御史等职。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贬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四年(819)，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生以弘扬儒家道统，排斥佛老为己任。在文学上，他竭力反对骈偶体制和浮华文风，提倡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他的文章个性强烈，气势逼人，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变化开阖，苏轼赞之为文起八代之衰;。
原毁
“原毁”的意思是推究毁谤的由来。韩愈所生活的中唐时代，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嫉贤妒能的恶劣风气，于人求全责备，于己则务求宽容。韩愈以古今君子在待己和待人两方面的不同表现作为对比，分析了毁谤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懈怠和嫉妒。文中高度赞扬了古代的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的处世态度，抨击了当时士大夫“责人也详，待己也廉”的风气。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让当权者认识到毁谤之风的严重性并采取措施纠正。
获麟解
麟是传说中的仁兽。韩愈在这篇文章中阐述麒麟出现时“必有圣人在乎位”，如果没有圣人在位而出现，就会被称为不祥的兽，以此来比喻自己的困境。本文托物寓意，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以及对有人能慧眼识珠，发现自己才能的期盼。
杂说一
韩愈写了四篇《杂说》，这是其中的第一篇。在此文中，韩愈以龙和云相互依靠的道理，暗喻君臣之间的关系。
杂说四
人才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注的话题。韩愈这篇文章名义上说的是“马”，其实是说人才，“伯乐”也是暗喻那些专门负责选拔人才的人。此文借千里马的埋没与否完全取决于伯乐这一现象，讽刺了中唐以来对人才的压抑。
师说
尊师重道是自古传下来的美德。韩愈所处的时代，正值唐朝中期，当时的士大夫多以向别人从师学习为耻辱。针对这一风气，韩愈写下此文予以批判。《师说》从先从正面论说了老师的作用和从师的必要性，之后又重点批判了士大夫耻于从师的恶习，试图纠正这个不正之风。
进学解
这篇文章写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正在做国子监的博士。进学，是勉励学生刻苦学习，求取进步的意思；解，即解说、分析。文章构造了先生劝学、学生发问、先生再予回答的情节，故名《进学解》。面对学生们的问难，国子先生以孟子、荀子的不得志自况，表现了自己清高自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这篇文章中的“国子先生”就是韩愈自己，他以第三人称写事，更具故事性和说服力。这篇文章实际是自叹怀才不遇，抒发愤懑之作。
圬者王承福传
圬者，就是泥瓦匠。韩愈此文为泥瓦匠王承福作传，实际上是借王承福的身世和其所持的观点，来阐释他本人对于社会的分工、处世的哲学、做人的原则等问题的一些看法。此文先介绍王承福的身世和人品，接着说他的职业态度，最后谈他不成家的缘故，对他独善其身、不与世俗同流的态度表示认同。
讳辩
韩愈欣赏李贺的才学，鼓励他参加进士考试。但是因为李贺父亲之名为晋肃，其中“晋”跟进士的“进”同音，所以有人说李贺参加进士考试会触犯名讳，阻止他考试。韩愈遂写下这篇《讳辩》来进行反驳。韩愈先是引用《礼记》中的“二名律”和“嫌名律”对反对者的话进行还击；然后又考证避讳的历史，从反面证明这么做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最后斥责了反对之人，说他们的做法很像是“宦官宫妾”之举，讽刺了对方的荒谬。
争臣论
“争臣”是诤臣的意思。唐德宗的时候，谏议大夫阳城身兼进谏规劝的责任，却不问政事得失，不去劝谏皇帝的不当，而是超然物外、荒废职守。这时，二十五岁的韩愈刚刚考中进士，他看到此状，遂写下这篇《争臣论》，在文中对阳城不向皇帝进谏之举进行指责。据说阳城看到此文后幡然醒悟，还在德宗面前为遭到陷害的大臣陆贽申冤。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唐德宗十一年(795)正月初七，韩愈向当时的宰相写信自荐，但是一直未能得到回复。韩愈便接着又写了一封信去表明自己的心迹。这篇文章就是第二次写的信，在信中，韩愈先说写这封信的原因，而后分析求救者和施援者的心态，这其实是暗讽宰相不重视人才，最后又表达了自己渴望得到举荐的迫切心情。整篇文章大起大落，情辞恳切而不卑不亢。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愈向丞相连写了两封信，却一直没得到的回复，于是又写了第三封信，即是本文。本文一改前两封信的婉转曲折，显得十分慷慨激昂。在信中，韩愈以古鉴今，用古代周公求贤若渴的风范，与当今宰相对待人才“默默而已”的无作为相比较，衬托出宰相的庸碌，颇有警诫意义；同时，此文也寄托了作者报国无门的失望和愤慨，在正面说理中暗含讽刺。
与于襄阳书
公元802年，也就是唐贞元十八年，身为国子博士的韩愈向襄州刺史写了一封信，请他资助和举荐自己。韩愈在信中先说“先达之士”和“后进之士”的依存关系，目的在于解释“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的原因；之后称赞刺史是当世的英才，希望自己能得到他的举荐；最后韩愈又透露了自己的困境。韩愈写作此文虽是有求于别人，口吻却拿捏得当，措辞立意显得谦恭而不谄媚。
与陈给事书
“陈给事”指的是唐德宗朝的门下省给事中陈京。韩愈写这封信是希望陈给事能重新了解自己，恢复昔日的友谊。他委婉地倾诉了几次进见的情况，陈述自己的苦衷。一路顿挫跌宕，波澜层叠。
应科目时与人书
唐朝的科举制规定，考中进士的举子不能直接授予官职，还得参加分科考试，考完后朝廷再封给官职。韩愈考中进士后，于次年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在考试之前，他写了这封给韦舍人的信，希望对方能帮他做些宣传。在此文中，韩愈把自己比喻成“怪物”，它困于涸泽，却有很美好的愿望，即想有朝一日能在碧水清波之中大显身手。这篇文章表现了韩愈渴望能有一番作为的志向。
送孟东野序
孟东野即孟郊，中晚唐著名诗人。他一生贫寒，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四岁出为溧阳县尉。远离家乡，到一个小县做官，这自然不是得意的事情。韩愈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对孟郊的临别赠言，以劝导宽解他。文中充满了对孟郊的同情和对当权者不能任用人才的不满。
送李愿归盘谷序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韩愈因谏迎佛骨一事，得罪了德宗皇帝，遭到罢黜。丢官后的韩愈闲居在洛阳，郁郁寡欢。适逢韩愈的好友李愿要到盘谷隐居，韩愈为他写下这篇送归之作。此文大部分是引述李愿自己的言语，介绍盘谷的地理概况；不过，韩愈写作此文另有深意，他是想寄托自己的生不逢时，不愿再为名利奔波，情愿隐居山林。
送董邵南序
董邵南是韩愈的好友，他任侠好学，却一生怀才不遇，多次考进士都没有考中，于是想到藩镇割据的河北寻找机遇。在临行之前，韩愈写了这篇文章当做临行前的赠言。文中对友人怀才不遇的处境深表同情，并以委婉精妙的语言劝友人留在长安为朝廷效力。
送杨少尹序
杨少尹，名巨源，是唐代德宗时的少尹，因德高望重，深受时人的称赞。杨少尹退休时，韩愈为他写了一篇赠言以作称颂。本文举出了汉代疏广、疏受的例子，疏广、疏受两人是叔侄，他们都曾做官，且都是一到年老就主动退休。韩愈以二人举例是为了衬托杨少尹功成身退的美德。
送石处士序
石处士名叫石洪，他曾做过黄州录事参军，后又隐居洛阳十年，不再出仕。公元801年，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了平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叛乱，特意征召石洪入他的幕府出谋划策，石洪欣然接受。此文就是韩愈为石处士此行写的送别之文。本文开头写乌氏求贤若渴，石洪才学渊博、志节品高，这是为石洪入乌氏幕府做铺垫；然后再写石洪出仕的三大理由，以及自己对乌氏、石洪的一番忠告，即“惟义终归”，也就是让他们做忠义之士。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温处士名叫温造，他的际遇跟石洪相似，也曾一度隐居洛阳，后来亦入了乌重胤的幕府。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庆贺温处士受到乌重胤的礼聘。韩愈在文章开头以伯乐相马比喻乌氏善于选拔人才，继而以诙谐的口吻称颂乌氏重视人才，并表达了自己对温造的依依不舍之情。
祭十二郎文
本篇是韩愈悼念侄子的祭文。十二郎是韩愈次兄韩介之子，过继给韩愈的长兄韩会，在其家族中排行十二。韩愈三岁丧父，由长兄韩会、嫂郑氏抚养，自幼与侄儿十二郎同窗共读，相依相伴，感情很深。韩愈离开家乡出仕做官以后，与十二郎聚少离多，他本打算一切安定下来以后再把侄子接来同住，不料十二郎青年夭折。韩愈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写下了这篇祭文，此文被誉为祭文中的“千年绝调”。
祭鳄鱼文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当时多鳄鱼，掠食人畜物产，危害甚大。针对这种情况，韩愈写下了这篇对鳄鱼的最后通牒，要它们自行迁往海边，远离人群，否则便将其尽数消灭。《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以此文祭过鳄鱼之后，鳄鱼西徙六十里，从此潮州不再有鳄鱼为患。
柳子厚墓志铭
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死者的文体，包括“志”和“铭”两个部分。“志”一般用散文写出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铭”则以韵文安慰、赞颂死者，统括全篇。本文是韩愈为故去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