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李世民释放关在牢狱中的死囚犯人共三百九十人，让他们出狱探亲，到期如数返回。最后，犯人果然如期而至。这件事一直被后人认为是“施恩德”和“知信义”的典范。欧阳修却认为此举不可以作为常法，因为这是“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一为求取仁德的美名，一为求得赦免，两者是相互利用的。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1]，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2]。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3]，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注释】

 

[1]大辟：死刑。

 

[2]贼：窥测。

 

[3]三王：指夏禹、商汤、周代的文王及武王。

 

【翻译】

 

信义只适用于君子，而刑罚诛戮则要施加于小人。按刑法应当处死的，是罪大恶极的人，是小人中尤其恶劣的。宁可舍生取义也不肯苟且偷生，并且能视死如归的，这是君子也很难做到的事情。

 

贞观六年，唐太宗审查了三百多名死刑犯人，放他们回家，又约定期限，让他们按期自己回来受刑。这是君子都难于做到的事情，期待小人中尤其顽劣的一定能做到。而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都自动回来了，没有一个超过期限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小人却轻易做到了，这难道近乎人情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诚然是小人，但将恩德施于他们，可以使其变为君子；所以恩德的感人之深，移人性情之快，竟能如此。”

 

但我得说：太宗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名声。然而怎能知道放他们回家，不是因为意料到他们会回来而且是希望得到赦免的，所以才放他们回去呢？又怎能知道他们被放回家，不是因为自己想着自己主动回来必定能得到赦免，所以才回来的呢？料到他们必然回来才放了他们，是居上位的人窥测到了囚犯们的心思；想着自己必能得到赦免而回来，是囚犯们对于居上位者意图的猜测。我只看到他们上下互相窥探揣摩而成就了各自的美名，哪里真有所谓的施恩德和知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太宗施恩德于天下，到这时已经六年了，不能使小人不再犯极恶大罪；然而一天的恩德，就能使他们视死如归，心存信义，这又是根本说不通的道理。

 

那么怎样做才是可以的呢？我说：放回去而自己主动归来，杀而不赦。再放回去而又自己主动归来，则是可以知道是恩德使然了。然而这在现实中是绝不可能的。如果放回去而自己主动归来，然后就赦免了他们，这样做只能是偶尔的行为。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的人都不被处死，这可以成为天下的常法么？如果不能做为常法，能算是圣明天子制定的法度么？因此尧、舜、禹三王对于天下的治理，一定是从人情出发，不把标新立异看作是高明，不违背情理以求得名誉。

 

【解读】

 

首句说“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这是全文立论的基础，也是欧阳修翻案的理论依据。次段写自己对唐太宗释放死囚，而死囚甘愿自归这事表示疑惑，觉得这是不近人情的，这段也将文章引入正题。第三段引述了世俗观点，以作翻覆，使文章顿生波澜，也让文章的结构富于变化，在起伏之间增加气势。第四段通过分析唐太宗和死囚犯的心理，又否定了世俗观点，并得出“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的结论。末段强调治国者不能靠这种非常之法谋取名利。此文用字精准，篇中只“求名”二字，便勘破太宗的用意，将一段佳话尽情驳倒，足见其行文之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