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出自:司马迁
【题解】
 
本篇是司马迁为《史记》所写序言的一部分,从中可以了解他写作《史记》的本意和宗旨,是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资料。文中也谈到了作者获罪受刑的遭遇,抒发了他满心的郁愤,表达了他献身历史著作的伟大精神。
 
【原文】
 
太史公曰[1]:“先人有言[2]:‘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3],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4]:‘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5],诸侯害之,大夫壅之[6],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7],下辨人事之纪[8],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9],建封禅[10],改正朔[11],易服色[12],受命于穆清[13],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14],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15],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16]:“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17],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18],而论兵法;不韦迁蜀[19],世传《吕览》;韩非囚秦[20],《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21],至于麟止[22],自黄帝始。
 
【注释】
 
[1]太史公:司马迁自称。
 
[2]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由他辅佐成王治理朝政。
 
[4]董生:指董仲舒,西汉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
 
[5]司寇:掌管刑狱的官员。
 
[6]壅(yōnɡ):阻塞。
 
[7]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
 
[8]纪:秩序。
 
[9]符瑞:吉祥的象征。
 
[10]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
 
[11]改正朔:即改历法。
 
[12]易服色:改变衣着及器物的颜色。
 
[13]穆清:指天。
 
[14]款:叩。
 
[15]缧(léi)绁(xiè):捆绑用的绳索。这里指监狱。
 
[16]惟:思。
 
[17]西伯:即周文王姬昌。羑(yǒu)里: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北。
 
[18]孙子:指战国时大军事家孙膑。膑:古代挖掉膝盖骨的一种酷刑。孙膑与庞涓是同学,庞涓在魏国做将军,他嫉妒孙膑的才能,因而把孙膑招到魏国,挖掉了他的膝盖骨。
 
[19]不韦:指秦相吕不韦。他曾经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也叫《吕览》,后来被秦始皇贬到了蜀地。
 
[20]韩非:韩非子,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他本是韩国人,后来到了秦国,受到秦始皇的赏识,但是遭到李斯的嫉妒,被诬陷下狱而死。
 
[21]陶唐:陶唐氏,即尧。
 
[22]麟: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在雍狩猎获白麟一事。
 
【翻译】
 
太史公说:“先父曾经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有五百年了,到了继续圣明时代,考定《易传》,续写《春秋》,以《诗》、《书》、《礼》、《乐》作为衡量事物的根本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敢谦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制度衰落废弃,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推行王道,诸侯们妨碍他,大夫们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能被采用,自己推行的王道不能被施行,于是把在此之前二百四十二年中发生的大事记述出来,加以评论褒贬,以此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他贬责天子,针砭诸侯,声讨大夫,这些都只是用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只把是非挂在口头上,不如表现在具体的事件中那样更为深刻明显。’《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的伦理纲常,解释疑惑难明的事理,辨明是非,判断犹豫难定的事情,颂扬善良,唾弃邪恶,推崇贤良,鄙视不肖,延续即将灭亡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补弊端,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大事情啊!《易》阐明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运行规律,所以长于变化;《礼》规范了人间的伦理纲常,所以长于实行;《书》记载了过去帝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政治;《诗》记述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千姿百态,所以长于韵致;《乐》产生于人们的和乐之情,所以长于陶冶性情;《春秋》明辨了是非曲直,所以长于治理人民。因此,《礼》用来约束人的行为,《乐》用来抒发人的和乐之情,《书》用来道明如何治理政事,《诗》用来表达人的心意,《易》用来说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春秋》全文几万字,其中有明确指导意义的只有几千字,万事万物的分合变化之理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失国的数不胜数。考察导致这样结果的缘故,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基。所以《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渐发展而成的。’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谗佞小人却不能看见,背后有乱臣贼子却不能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能知道日常事务要怎样办理才算恰当,遇到事情就不能随机应变、因事而动。作为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要义的,必然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下、儿子而不通晓《春秋》要义的,一定会因篡上弑父而被诛杀,落个死罪的名声。他们实际上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懂得《春秋》的要义,受到凭空加给的罪名也不敢推卸。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到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受到臣下的触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失去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错了。把天下的大过错加给他们,他们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基,礼在过错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法是在过错发生之后加以惩处;法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防范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候,在上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下不能被任用,所以才作《春秋》,为的是将文辞流传下来让后世能够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礼义,并且希望《春秋》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某一帝王的法典。现在您在上遇到了圣明的天子,在下能够保守您太史令的世职,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各项事情都有条不紊地安放在了适当的位置上,您所论述的,是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氏极为纯朴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德泽四海,《尚书》对这加以记载,礼乐也由此而兴起;商汤、周武王的功业盛大显赫,诗人们予以歌颂。《春秋》褒扬善良,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赞美周王室所施行的礼仪教化,它不单单是讽刺而已。’从汉代兴国以来,到当今圣明的天子,已经得到了天降祥瑞,举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了历法,变更了衣服和器物的颜色;天子秉承天命,降下无穷无尽的恩泽。与我们有着不同风俗的海外国家,都是经过了几重翻译,叩开我们的关塞之门请求进献贡品,朝见我们的天子,这样的国家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明德,仍然不能够将心中的仰慕感激之情都表达出来。况且,士人贤能而得不到重用,是主宰国家的人的耻辱;主上圣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宣扬于天下,是有关官员的过错。再说我曾经担任太史令,把圣明天子的盛大德行丢在一边而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贤大夫们的功业而不加以记述,这是废弃了先父对我的教诲,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只是将他们的世系传记进行归纳整理,并不是去创作,而先生把它与《春秋》相提并论就不对了。”
 
于是我就编写了这些文章。过了七年,我因替李陵辩解而遭受灾祸,被囚禁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然残废,再没有什么用了!”平静下来仔细思量一下,又说:“《诗》、《书》中含蓄隐约的文义,都是作者出于要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必须深思的地方,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的时候,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陈、蔡遭受困厄,却写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于是赋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著出《国语》;孙膑被挖去膝盖骨,却论著了兵法;吕不韦因罪谪居蜀地,他的《吕览》却得以传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却写下了《说难》、《孤愤》两篇;《诗经》三百篇,大都是贤人为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气而写出来的,这些人都是由于心意有所郁结,有志难展,空怀抱负,所以才追述过去的事情,想以此作为后世的借鉴。”于是,我终究还是记述了尧唐以来的事情,从黄帝开始,至武帝获白麟那年为止。
 
【解读】
 
《太史公自序》讲述了司马迁之所以撰写《史记》的初衷。一般人作序,都是写在书籍的开端,而《太史公自序》则附在《史记》的末尾,如同自作列传。《太史公自序》也可看作是《史记》的宗旨纲领。
 
此篇以自问自答作层叠法,中间以六艺作陪,以礼义作主,以《春秋》作线,充分反映了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文中记述《史记》草创未就而横遭腐刑之事,愤懑不平之气溢于纸面,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通篇气势浩瀚,宏伟深厚,行文波浪起伏,曲折萦回而脉络分明。
 
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说:“《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