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

出自:晁错
【题解】
 
这篇文章节选自《汉书·食货志》。汉文帝十二年,晁错鉴于资财匮乏的现状,向文帝上了一份奏折。这份奏折分析了资财不足的原因,也就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继而提出了贵粟、固边的政策,认为这样做才能保持国家富强、人民安定。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1],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2]。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3]。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4],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5],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6],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7]。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8],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9]。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10]。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11],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1]捐瘠(jí):饿死的和瘦弱的人。
 
[2]畜:通“蓄”。
 
[3]地著:安居在一个地方。
 
[4]政:通“征”。
 
[5]奇赢:高额利润。
 
[6]敖:通“遨”,游玩。
 
[7]曳缟(ɡǎo):披着丝织长衣。
 
[8]乖迕(wǔ):违背。
 
[9]渫(xiè):分散。
 
[10]复卒:免除兵役。
 
[11]仞(rèn):长度单位,周制八尺,汉制七尺。
 
【翻译】
 
圣明的君主在位百姓就不会受冻挨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圣明的君主能亲自种粮食以供百姓吃食,亲自织布以供百姓穿戴,而是因为他能够开发天下百姓的增产生财之道啊。因此,尧、禹的时代虽然曾经有过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时虽然曾经发生过连续七年的旱灾,可是国内却没有饿死饿瘦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丰足,事先就有所准备啊。
 
当今四海之内皆为一国,土地之广大、人口之众多并不亚于禹、汤的时代,加上没有连年的天灾水旱,但积蓄的粮食却不及禹、汤的时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土地尚有未被开发的余利,民众尚有未被开发的余力,能生产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有全部开发出来,游荡求食的民众还没有全部回乡务农。老百姓贫困,那么奸诈邪恶就会滋生。贫因是由于物产不丰足导致的,而物产不丰足是由于不务农产生的,不务农就不能安居乡土,不安居乡土就会轻易地离开家乡。要是百姓像鸟兽一样随处觅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严酷的刑罚,也是不能禁止他们的。
 
人受寒挨冻的时候,不是要等到有既轻又暖的衣服才穿;忍饥挨饿的时候,就不会奢求食物的甜美可口。饥寒交迫,就会不顾廉耻。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会饥饿,整年都做不上衣服就会受冻,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腹中饥饿而得不到食物,身上寒冷而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她的儿子,君主又怎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有他的人民呢?圣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使百姓致力于农桑,减轻他们的赋税,增加粮食的储备,以充实仓廪、防备水旱之灾,因此而能够保有人民。
 
对于百姓,全在君主如何管理和引导他们,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总是往低处流一样,不选择东西南北。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当食物吃,寒冷时不能当衣服穿,然而大家之所以珍视它,这是因为君主重视它们。这类东西轻便微小,易于收藏,拿在手里,就能遍行海内而无饥寒之忧。它们能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民众轻易地离开他们的家乡,盗贼有了为之铤而走险的东西,逃亡的人则得到了便于携带的资财。粮食布匹,从地里生产出来,按季节成长,靠人力收获,不是在一天内能完成的。几石重的粮食,连中等体魄的人都挑不起来,所以不能成为奸邪之人贪求的东西,但一天得不到,饥饿寒冷就会接踵而至。因此圣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珠宝。
 
当今五口人的一般农民家庭,成员为公家服役的不少于两人,所能耕种的田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田地的收获不过百石。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还得伐薪砍柴,修缮官署,供给徭役。春天不能避风沙,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空闲日子可以休息;其间又有迎来送往、吊丧探病、抚养孤老、养育幼儿等诸多事情需要操持。农民已经是如此辛勤劳苦,还要再遭受水旱之灾,应付紧急的政令、暴虐的管制;赋税征敛常常没有定时,早上下达的命令常常是傍晚就要更改。此种形势下,手中有粮的人往往半价出卖以应急用,无粮的人不得不去借取几倍利息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了卖掉田地房屋,甚至卖掉子孙来还债的人。而那些商人中间,资金多的就囤积居奇,放高利贷以成倍地赚取利息;资金少的就坐在集市上贩卖商品,投机取巧,获取高额利润。他们每日游逛于都城集市之上,利用官府的紧急需求,成倍地翻升所卖物品的价格。所以这些人中男人不耕田种地,女人不养蚕织布,但穿的一定是有纹饰华彩的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肉食;没有农民的劳苦,却有田间的收获。他们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富,结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并且常常因为利益而互相倾轧。在他们进行路程长达千里的游览过程中,华贵的衣冠和华丽的伞盖前后呼应,此起彼伏,他们乘的是坚固的车子,骑的是肥壮的马匹,脚踏着丝鞋,身披着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如今法律把商人看得很卑贱,但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法律尊重农民,可农民已经变得贫贱了。世俗所尊崇的,正是君主所鄙视的;官吏所瞧不起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这样上下颠倒,尊崇的和轻贱的相违背,却想使国家富足、法律有效,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今的要务,没有比促使百姓从事农业更重要的了。要想使老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重视粮食;使粮食得到重视的方法,在于让老百姓用粮食来求赏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人向地方官府交纳粮食,让他们可以因此而得到爵位,可以因此而赎免罪行。这样,富人得到爵位,农民则有了钱财,粮食也可以分散到有用的地方去。能通过交纳粮食来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富裕的人;向富裕的人索取粮食,以供朝廷使用,那么贫民的赋税可以得到减少。这样做正是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政令发出就能使百姓得益的事情啊!顺应人民的意愿,好处有三方面:一是主上的费用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农业生产受到鼓励。按照现行的法令:百姓能出一匹驾车的战马的,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驾车的战马,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的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有百步宽、充满沸水的护城河,有带甲的士兵百万,如果没有粮食,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来,粮食,是帝王最重要的物资,是施行政治要致力的头等大事。让百姓交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同交纳战马受到的益处相差太远了。封爵位,是帝王专有的权力,出于皇上之口而没有限制;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可以从地里不断地生产出来。取得较高的爵位与免除罪罚,都是人们非常渴望的事情,如果让天下的人都向边境交纳粮食,用来换得爵位、免除罪罚,不用三年,边塞的粮食就一定很多了。
 
【解读】
 
对“贵粟”之利和“轻农”之害的对比贯穿了全文,并透过古和今、金银珠宝和粟米布帛、农夫的勤苦和商人的安逸等多个对比,让人意识到“贵粟”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好处。此文通篇逻辑严密,文字也很有感染力,体现了晁错严峻尚实的质朴特色。